做律师的第十年，我选择裸辞

我在律师这一行里工作了十年，如今已经裸辞五个月了。却从未写过点什么，有时候拿起笔，又搁下了。就像恋爱一样，有很多不满、很多愤怒、很多抱怨的时候，是还未走出，到有一天，都放下的时候，就又什么都不想说了。

这十年，光鲜亮丽，衣食无缺，却又泥泞不堪，一无所得。正应了各种鸡汤说的，用战术上的勤奋，掩饰战略上的懒惰。并不是有十年的工作经验，只是把一年的工作经验用了十年。当然，不是说十年以来都没有学会新的东西。知识和技能，一天天下去总会增加的，但是那太微茫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相对于广阔的世界、浩瀚的人生，那些工匠的技巧，再怎么增加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。

我需要更大的世界。可是更大的世界在哪里呢？

我过去是做资本市场的，在很多人眼里，资本市场律师的特征就是忙，非常忙，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忙。说实话，我第一次听说996的时候想的是：晚上九点就能下班了，每周还只上六天班，怎么有这么好的工作？

但是这些忙，水非常深。我非常不愿意跟别人说我忙，觉得是莫大的耻辱。

想想最初，是怎么开始忙起来的？

首先是因为恐惧。害怕落人之后、害怕被淘汰的恐惧。别人要同时做三个项目，我手上却只有一个，我羞愧地不敢跟人说，这时候有人赏赐给我第二个项目的话，我会欣喜若狂，感恩戴德，觉得自己的存在充满意义。

第二个原因，是不想回家。初入职场的时候，收入很有限，总是和别人合租一套小小的公寓。我常常遇到不喜欢的同屋。比如不管我把什么放在冰箱里或者茶几上，过几天都会不见那种。有一次结束了一个大项目以后，我给自己买了一个贵价柳丁作为奖励，第二天柳丁不见了，包装袋上有价格签，她的心安理得让我震惊。我不想见她，即使没什么事，也更愿意待在办公室里。吸引力法则终于生效了，工作开始涌来，从装忙变成了真忙。

我知道一些不喜欢回家的已婚律师。大家颂赞他们勤奋地以办公室为家，可我总有一种心领神会之感。

忙，是一种精神鸦片，让很多人，尤其是新人，觉得自己如此重要，如此被人需要。精英白领的感觉。深夜发一张照片：今天的夜色真美，心里默默希望听众能get到这是他/她在深夜下班途中拍下的。看似抱怨，其实自己深深地陶醉在这种少年得志、意气风发之中。

在我看来，这一行最大的残酷不是忙，而是焦虑。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，有个严厉的师姐说：心理素质差的话，就不要来做律师！

然而十年以后，我的心理素质还是很差，虽然能够职业化地通过自律，来维持每天的运转，但我做不到让这种焦虑消失。单纯快乐的忙，是有可能很幸福的，但是焦虑，真的会让人土崩瓦解。

担心出错、以及出了错以后被指责，这些显性的焦虑不用提。同样可怕的是无处不在的隐性焦虑，像蒸气一样从身体的每个小孔渗透进去，把整个人变成一具行尸走肉，即使在不需要工作的时候，也习惯性地绷着一根弦，再也不会发自内心的笑，再也不能全神贯注地听朋友说话，再也不能以全部身心欣赏周围的景色，盘中的食物。思绪永远在别处，永远有一部分大脑内存为担忧明天的事而留。日复一日，这些全在身体中固化，即使离开了工作，离开了这个行业，它们也仍然牢固地长在你身上，它们变成了你。

在被焦虑支配的时候，个人生活是什么样的：

睡不着的夜。入行的最初几年，即使是凌晨两点回到家，我也要躺在大沙发上，百无聊赖地刷社交媒体，刷到凌晨四点。舍不得睡觉，又做不出更有意义的事，只想放纵自己在无意义中载沉载浮，所谓报复性熬夜。某一天我突然发现，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关上灯，躺在床上静待入睡了，而是一定要持续刷着手机，直到昏睡过去。

醒不来的早晨。在早上九点甚至十点醒来，成为一种习惯。我特别喜欢的科学史八卦书《比一千个太阳还亮》里讲曼哈顿计划中的奥本海默：“在Berkeley的时候，他习惯于很晚起床，并且要求把他的课程安排在11点以后，但是在这儿，在新墨西哥，每天天刚放亮，他就起床了。”在习惯了晚起的日子里，我总想起这段话，最后意识到，晚起是一种慢性的抑郁，就像在用自己所能掌握的、极其有限的武器，来与不愿面对的生活对抗。

拖延。做着无意义的事，消磨时间，直到deadline即将到来的时候，才一鼓作气地完成。这似乎不能简单地用自律不自律来解释——在焦虑中，最想做的事情，就是用无意义的事——例如刷手机，来麻痹自己，像一个结界一样，把自己保护起来。这样一直追逐着deadline生活着，恶性循环。

后来，我有了自己的家庭。很多人说工作和家庭的矛盾在于，忙于工作，陪伴家人的时间就会减少，但这不是全部。焦虑对破坏家庭关系，是一个有着巨大杀伤力的武器，只要还处在慢性焦虑中，即使吃饭、散步的时候不看手机，把时间留给家人，也很难与家人共同享受当下。

我就是在充分认识到焦虑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以后裸辞了。

关于能不能和同事做朋友，坊间的讨论太多太多了。其实这些“人与人”之间的道理，都是因人而异的，都没有绝对的对错。在某一个阶段可以，在另一个阶段不能。在某个情境里可以，在另一个情境里不能。

刚入行的头几年，我非常享受和同事做朋友。习惯性熬夜有一个奇怪的原因，是大家一起熬夜，其实非常快乐，有一种同仇敌忾的热血和幸福。我曾经有两个十分亲近的同事，我们会故意一起工作到凌晨两三点，再一起打车回家；每天一起吃晚餐，尝遍附近的外卖和楼下高档超市里的鱼生饭，也是一种乐趣。偶尔通宵，天刚泛白的时候，分一杯泡面，然后满血复活。周末也一样，一个人先来了，一边工作，一边期待另一个人的到来。在寂寞中，什么都可以讲，什么都可以倾诉。

但那样的关系最终还是化为了乌有。

虽然我也曾有过一些同事，因为一方离职而变得更加亲密起来，但很遗憾，那些所谓友谊最终也渐行渐远。也许因为这种所谓友谊，建立在“一起工作过”这样的背景之上，而我们都想挣脱这个背景往前走。

说起来，抱成一团好像是低年级的时候才会做的，因为低年级的时候，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最不明显，反正是有活就干，把活干完了就行，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竞争的，更何况，谁也不知道自己在这个所里还能做多久。中高年级的时候，竞争关系浮现，合伙人的时候更是高处不胜寒，真的就无人倾诉了。

但是低年级的时候，抱成一团可能又是必要的，比如，需要从同辈那里获得信息源：某件事别人是怎么处理的，同事里谁比较难打交道，等等。不过几年以后，就不需要从同辈那里获得这种信息了，想知道什么的时候，可以直接从老板那里获取。那时候，更需要一个精简过的朋友圈，砍掉无效社交，留下有意义的联系人。“有意义”是什么概念，这就见仁见智，有些人功利地砍掉了带不来生意的联系人，有些人砍掉了话不投机的小镇做题家。总之没必要轻易评价别人社交不主动，可能人家只对有意义的人主动，只是这个人未必是你。

你常常觉得日常工作没什么意义。低年级的时候，拾人牙慧地抄抄模板，做不出什么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工作，高年级的时候谈判，“为什么这一条不接受呢？”“因为市场上的模板不是这样的。”低年级律师问高年级律师：“为什么合同里的这一段要这样写呢？”高年级律师说：“因为大家都这样写呀！”

这种工作多做几年就不再需要用脑子了，靠着惯性就能做，它的技术含量其实在于能够在压力下做，做的时候，注意灵活的手腕。当然不是人人都能做得了的工作，但它是一种做人比做事更重要的工作，而不是纯粹的法律工作。

我以前常常想，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更有挑战性的工作呢？一直做不需要用脑的工作也挺好的，至少是easy money. 比如在家洗碗，不也不需要用脑吗？但是我并不会抱怨，因为那是生活中必需要做而不得不做的。也许工作也是。

最近重读村上春树的《舞舞舞》，男主有一个和我的洗碗理论类似的说法，叫“文化性的铲雪”。他给杂志写稿，采访各种餐厅，再写下来向读者推荐。为什么读者需要看这种东西呢？“只有浪费纸浆和墨水而已”，但是就像铲雪一样，只要下起雪来，就需要铲到路边去。

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可以把工作当作洗碗或者铲雪。就像不能总是追问“我学这个东西有什么用”一样，我总是觉得，人可以有超越用处之上的追求，可以为了追逐纯粹的人类智力，满足纯粹的好奇心，去做一件事情，哪怕它一点用也没有。

*本故事选自三明治假装上班

原标题：《做律师的第十年，我选择裸辞 | 三明治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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